香港教會如何重拾活力？

◎呂慶雄博士

「但譴責式的口舌比善行更容易且廉價，並證明是一種流行的誘惑。然而，點亮燭光遠比詛咒黑暗好得多。」[1]

一百年前華特金森（William L. Watkinson）牧師的名言對今日不少評論教會問題者很好的提醒。每個時代都有黑暗面，教會也不會沒有問題，但如何在這環境下持續為主發光卻是需要正面面對的。

正視堂會的問題

我們不會逃避問題，但討論多了，重點也不難發現。請AI歸納過去兩年關於香港教會面對的問題，包括：1）領袖交接與傳承；2）青年流失與去堂會化；3）資源重整與社會使命；以及4）人口遷移等。這些描述給我們看到的是問題，還是機會？筆者很贊同要勇於提出問題，且要問對問題才能對症下藥。

討論教會發展，首先要釐清我們想針對的是堂會而不是教會。教會是不論宗派形式與文化的有機體，由門徒組成基督的身體。堂會則是受到時、地、文化等限制的社會組織，不同時代處境以不同方式存在。

今日香港堂會的問題是彊化。一個社會組織若沒有與時並進，未能有效回應這一代人的需要，自然問題叢生。若我們認同堂會彊化，年輕一代「去堂會化」也是很合理的趨勢。柏祺城市轉化中心早在2018年的研究已指出「離堂」不等如「離教」，即沒有參與堂會聚會的信徒並不代表離開信仰，而後續的質性研究還提出這些信徒渴想的教會元素包括：同心敬拜、願意聆聽與包容、願意同行代禱、深度的教導，及以聖經真理回應時代需要。[2]

正視這現象離不開幾個方向：「防止」繼續流失，「挽回」離堂信徒，「發展」新信徒群體，或三者同時進行。能否三者同時進行是否有效已是一大疑問，無論是「防止」、「挽回」或「發展」，堂會必須革新，而彊化也正是抗拒革新卻是互為因果。[3]

如此，香港教會是否沒有出路，傳統堂會只會式微？

回復福音運動的本質

教會的本質就是一場流動的福音運動。但凡討論教會觀，多從使徒行傳「凡物公用」（徒二43-47）作為理想中的教會生活形態。不過，保羅的教牧書信中討論的，是教制的初形，包括教會中監督（提前三1-7；多一7-9）、長老（提前五17-20）、執事（提前三8-13），也有針對不同年齡牧養的注意事項（提前五1-16；多二1-10），有如分齡牧養的雛形。我們不可忘記，初期教會離開耶路撒冷是因為被逼害（徒八1-4），可被視為教會「流散」的開端。不過，門徒帶著使命「流散」，便把福音帶致整個歐洲大陸。

教會形式有沒有固定下來？有。拜占庭時代作為國教，基督教的體制與政制緊緊相連，及後在宣教運動時期，特別是具體宗派背景的差會也把本國的教制帶到異文化地區。在這過程中我們看到教會在適應，有些教會全盤接受「母會」的教制，也有因為不接受而分裂出不同教派，有主教制的，有長老制的，也有視牧師為恩賜而不是職份等等。而教堂建築模式、聚會及崇拜禮儀形式等也曾經不斷在變化。

何時，我們視擁有自置物業、足夠的空調及高質的音響器材才是標準的堂會設置？現有堂會模式成為教會唯一存在的模式，不可停止聚會的意思，是等同不能缺席本堂的崇拜。由此，特有的堂會形式存在與運作，成為教會的唯一選擇。

為了回應這現象，過去二十多年有為數不少的教會發展形式的討論。如有機教會、小組教會、無牆教會，甚至這幾年香港出現的微教會等等。這些討論，大體而言指向教會需要新形式，以致能回復她作為運動應有的活力。

以新形態植堂作為更新教會的選項

然而，面對新環境帶來的轉變，不少牧者擔心新形態教會的負責人是否有足夠的神學裝備？靈命是否足夠成熟？他們如何帶領新的堂會發展而不會成為異端？當然，有些擔憂是合理的。但當我們回看香港堂會及聚會人數增長最快的8-90年代，大量的開荒植堂不少都是由剛畢業的神學生走在最前線，領袖信任及放手，新手傳道勇於嘗試正是當時福音運動快速發展的原因。因此，昔日堂會發展模式有效地回應當時處境帶來的機遇，出現了天台教會、學校教會、社區中心教會和樓上教會等等。那便是運動的結果，而今日我們也當釋放福音運動應有的創新動力。

與其擔心新形態植堂者的靈命，倒不如更積極推動靈命更新，差出新一代年輕領袖成為植堂者。筆者去年有幸在參與「教牧更新論壇」，現場聆聽二十多年來專注於植堂及植堂者訓練的黃國倫牧師，和他團隊的分享。他們所強調的不是植堂方法理論，而是植堂者的屬靈素質，以福音為核心的使命觀，以此更新我們的屬靈生命與視野。筆者相信，只有回拾教會作為福音運動的本質，針對靈命更新為途徑，勇於創新，才是讓教會恢復成長活力的關鍵。

教會強調福音似乎是老生常談，但到底教會領袖有多相信福音的大能？還只是流於宣傳口號？不少時候，教會領袖也會忘記恩典、忘記福音是神的大能，因此，有牧者提出，我們需要天天向自己傳福音，回復恩典中的盼望、喜樂和勇氣。[4] 如此，我們才能在黑暗世代中持續燃點盼望的燭光。

---

[1] William L. Watkinson, The Supreme Conquest and other Semons Preached in America (Chicago: F.H. Revell Company, 1907), p.218.

[2] 參陳敏斯主編，《神學．轉化．行動：城市X生命的12個實踐》（香港：伯特利神學院城市轉化中心，2022），頁135-145。

[3] 想了解更多堂會為何抗拒改變，可參周啟揚，〈從「變革免疫力」看教牧領袖對堂會門訓現況的研判及決定〉（伯特利神學院轉化型領導學博士論文，2023）。 作者以推動門訓事工為例，就算是沒有爭議，教會整體都認同其重要性，但堂會領袖基於不同考慮及假設，往往把需要改變現況的事工的優先次序推到最後，甚至不了了之。改革因此也變得極為困難。

[4] 畢哲思著，張書筠譯，《恩典作王》（South Pasadena: 美國麥種傳道會，2012），頁29-30。

P.S. 本文同時轉載於ICT城市轉化學院